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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明华:明代景德镇官瓷烧造相对连续

陆明华:明代景德镇官瓷烧造相对连续

 陆明华

  “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这一展览揭开了长期笼罩在“空白期”瓷器上的神秘面纱。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由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陆明华所撰的此文,他认为,明天顺、景泰、正统三朝虽然是一个曾经缺乏认识的、模糊的烧造历史阶段,现在通过对三朝瓷器烧造历史的考察和对相关传世品及出土物的研究,已大致明了:与明代连续烧造的时代相比较,它也属于一个相对正常的多彩烧造时代,这时期烧造的不少官窑精美产品,堪与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相媲美。

  明代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个重要的名品,也是一宗巨大的艺术遗产。洪武、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的官窑瓷器烧造,引领时代潮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制许多精美产品传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处于15世纪中期宣德以后、成化以前的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1436-1464),也是明代瓷器的一个发展时期,但有关当时的制作情况及其烧成的产品,长期罕有人知,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盲点”,前辈专家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空白期”。

  国内外对“空白期”瓷器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80年代中,笔者在参与上海博物馆编写出版《青花釉里红》一书时,也开始关注所谓的明代景德镇“空白期”瓷器,试图对这时期民窑产品进行研究和查考,终因缺乏足够资料而无法展开。2011年出席深圳“空白期”研讨会后,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萌生了撰写关于明代“空白期”瓷器论文的想法。现在,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逐渐增多,尤其是近几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出土大量15世纪中期瓷器及标本以后,我感觉到,一个深入研究所谓“空白期”或“黑暗期”的时机已经到来。2018年8月底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填空补白Ⅱ: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作了“明代空白期瓷器及相关问题”的报告,形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同时,经过两年多时间参与筹备上海博物馆15世纪中期瓷器展的和对一些地区相关文物的考察,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由于这一时期的瓷器上基本不书款识,展开研究存在不小的困难(尤其是在相关器物的时代和烧造属性认定等方面),因此本文的撰写也难免有偏颇之处,敬请各方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空白期”形成——历史的真实与误会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的瓷器烧造,被陶瓷史家称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主要是因为难以见到署有此三朝款识的官窑瓷器存世,也不清楚这时期的主流民窑烧造情况,形成了一个长达29年的所谓空白时期。从永乐开始的官窑瓷器上书款的方式,在宣德朝结束以后骤然停止了,直至成化朝才重新恢复,出现了“大明成化年制”这样的标准款样。因此后人根本无法解读宣德以后、成化以前这三个朝代到底烧造过什么样的瓷器,最终导致世人相信,这三个时期景德镇官窑烧造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进展。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三朝瓷器依然在烧造,有文献为证,所谓空白期是因为器物上没有书款,导致后人无法了解哪些瓷器是这三个朝代烧造的,空白期实际上并不空白。尽管如此,我们对15世纪中期瓷器烧造情况的了解还是较为模糊。

  尽管明清文人对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论述很多,但没人提及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瓷器。官方文献里有的也无非是一些常规的烧造记录。文人笔记中纵偶尔提及,也只是抄录官方文献。因此,人们基本上默认前人的观念,在对明代瓷器的认识方面,永乐、宣德、成化始终是领衔明代官瓷的楷模,其次是弘治、正德和嘉万产品。70年代中到80年代,洪武瓷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稍后,洪、永、宣、成四朝产品分庭抗礼,占领着明代官瓷的高地。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产品一直未被深刻认识,因为这一时期似乎是历史的空白,了解它们都成问题,何以跻身于明代官窑瓷器高地?

  当然,如果现在再继续强调“空白期”这个概念,已是不客观了,因为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掘,都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

  从官瓷角度看,正统至天顺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确实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正统之前的宣德朝仅十年时间,但该朝御用瓷器烧造的数量巨大,宣德八年(1433),“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如此庞大的数字,显示出皇家膳食机构等对瓷器的大量需求。当然,总共只有十年的宣德朝,在最后的两年间是无法完成这一大宗数量烧造任务。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38岁的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9岁皇太子朱祁镇即位。英宗上台后,辅政者即为之起草诏书,其中有:“抄造纸札、铸造铜钱、烧造饶器、煽炼铜铁、采办梨木板及各处烧造器皿、买办物料等件,悉皆停罢。”

  曾经如火如荼烧造的景德镇御器厂就此熄火。数年后,毁于永乐十九年(1421)火灾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于正统四年(1439)重造完工,需要器物进行装点和使用,而皇家膳食机构更有这样的需要。因此,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万七千九百余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硃红膳盒等件令行在营缮所造。从之”。

  同年十月“丙午,行在工部奏宫殿新成,奉旨进九龙九凤膳桌等器,臣等奏准,令工部及江西饶州府料造,今屡遣官催理,皆未完,请治其官吏怠慢罪。上曰:姑恕之,仍促使完,不完不宥”。

  这里可以看出,正统朝的御器烧造并没有停止,宣德朝器用的烧造缺口依然需要填补。由于所烧瓷器不书款识,也没有过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因此给世人造成了当时景德镇御器厂似乎没有烧造瓷器的印象。

  可能由于中间的停烧,各方技术生疏或其他原因,这批器物并不合格:正统七年(1442)六月“(己亥)工部以有司所造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俱不及式,治调官罪,复令改造。上恐劳民,诏勿改造,提调俱宥之”,上年的烧造任务出现质量问题,负责烧造的工部认为未完成任务的责任者当罚,正统帝则表现得较为宽容,对提调官采取原谅态度。

  正统九年(1444)五月“(丁卯)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

  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文献的可靠性,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发掘了大量大龙缸碎片,而且确实有“璺”,器身均有细碎裂纹,上海博物馆藏传世最大的明代官窑完整器——青花龙缸,可能就是此次烧造的产品之一,器身也布满了碎纹。

  文献还记述,“景泰五年(1454)五月,减饶州烧造瓷器三之一”。

  景泰末年,土木之变时被瓦剌俘虏的英宗朱祁镇重登皇帝宝座。不久,官窑瓷器再度开烧。天顺三年(1459)十一月“乙未,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磁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

  不过,天顺八年(1464)正月,明宪宗即位后,下诏停免了不少皇家相关事宜,其中有:“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

  这些事例说明,自正统以来,两位兄弟帝王似乎没有像宣宗那样对景德镇御器的偏爱,因而没有无休止或强制性地命令江西烧造瓷器。但一般的烧造活动依然进行,所以当时烧造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应不会太少。

  以上这些是关于景德镇官窑的烧造情况。另外,还有其他地区的瓶、坛烧造记录:

  “正统元年奏准,减省烧造,供用库每岁止派磁坛七百五十个。”“景泰五年奏准,光禄寺瓶坛以三分为率,二分以本寺,日进月进内府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量派一分,以省民力。”这一时间段的记载似乎都与光禄寺用器有关。

  光禄寺是朝廷膳馐机构,烧造瓷器不是该部门负责,而是为提供该机构操办各种活动时使用。明代光禄寺主要职能是“职专膳馐享筵等事”“凡膳馐茶饭等品物,俱本寺办进”。11具体而言,光禄寺的职能包括:(1)协助祭祀,(2)备办宴筵,(3)为朝廷大臣、公差备饭,(4)供荐应荐、应节物品,(5)备办外交用宴和茶饭。光禄寺物品的来源有:(1)各省交纳,(2)上林苑、内府库、工部等相关衙门,(3)光禄寺自产、自制,(4)民间购买。与永乐、宣德朝一样,正统至天顺时期光禄寺所用的瓷器,是朝廷指定工部在江西景德镇(还包括浙江处州)专门烧造,光禄寺是向朝廷申请烧造的机构,烧成后运回北京以供其领用。

  申请需要烧造瓷器的数量常常超越烧制能力,承办的烧造机构一直难以完成,天顺初也是如此,御器的烧造是在任务重压情况下争取减缓的:“天顺三年奏准,光禄寺奏造素白磁龙凤文碗、楪,以十分为率,减造四分……”“(天顺六年十月)光禄寺以供用龙凤花素瓷器万余件皆损敝,请敕工部移文有司成造。上以劳民,命姑已之。”两次烧瓷提议,均下令减烧或放弃烧造,反映出执政者尚有体恤下民之心,当然,减造四分,仍有相当多的数量。另外,朝廷从明初开始在浙江处州命造的青瓷依然在进行中,所以总的说来,天顺年间的烧造任务还是很重的。

  从上引文献可看出,除了正统七年大龙缸外,“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和天顺的额定烧造瓷器也可能主要是光禄寺等机构实际需要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三朝的瓷器似乎主要是为了皇家膳馐机构所需而烧造,不太可能同时烧造很多作为观赏的精美艺术瓷。

  考古专家认为,目前景德镇御器厂旧址发现的两处遗存和遗物,1988年发现的有可能是正统遗存,而2014年发现的则可能是正统和天顺遗存。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下限在天顺末乃至成化初年。假如这种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正统至天顺三朝的官窑烧造情况基本上已能看出端倪甚至是有了初步结论。当然,一切还必须由客观证据说话。

  综合历史文献,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空白期”果真不空白,“黑暗期”也确实不黑暗。造成后人所谓空白、黑暗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官窑瓷器不书款识,令后人难以辨认。不然,人们谈论明代景德镇官窑器,不会对这三朝一带而过了。新的考古发现证明,自洪武以来,景德镇官窑大致上经历了正常的发展途径,永乐、宣德和正统至天顺及以后的成化直至万历各朝,基本上都有官方的瓷器烧造,但个别空白时间点可能仍然存在。这充分反映出从明初以来景德镇官瓷烧造有一个相对的连续性。

  当然,对15世纪中期的民窑而言,官窑烧造的所谓空白对其有很大影响。而三朝官窑器不书款所形成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空白,这一点似乎与民窑瓷无关。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部分民窑瓷器,也并不十分容易就能辨识出来。官窑不书款,民窑瓷器难以辨识,这使得后人对整个15世纪中期的景德镇官民窑瓷的认识在相当长时间里均显得模模糊糊,难分早晚。因此这一时期一度被认为是全面空白或全面黑暗。后来,文物工作者采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有纪年参考资料,使15世纪中期的景德镇民窑瓷面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官窑瓷——两次考古发现的新认识

  既然皇家曾需要并烧造这么多的瓷器,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官窑烧造的这些器物究竟在哪里?

  如果要按照有落款的严格要求去寻找,目前还无法找到这些器物。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件被学界公认属此三朝落款的官窑瓷器。国内私人藏家手中,有一块带有“天顺年制”款识的蓝地绿龙纹器物标本,但此例尚待进一步确认。目前最确切的提法应该是,这时期的官窑瓷上基本不书款识。

  足以改变所谓“空白期”官瓷烧造面貌观念的,是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的考古发掘:

  1988年,在珠山以西东司岭(明御器厂墙外)发现了瓷片堆积层。其中第一层为成化早中期;第二层发现了许多形体硕大而厚重的青花云龙纹缸瓷片。后经复原的有二十多口,最大的直径88厘米、高75厘米。同出的瓷片有碗、盘、瓶、器座、山子等,包括青花、白瓷和斗彩等。

  青花云龙纹大缸 明正统(1436-1449) 高65.5厘米口径56.5厘米 底径51.0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经推断,龙缸为上引文献中的“青龙白地花缸”。同出的瓷器残片,应是正统官窑的产物。这样的正统青花大龙缸,传世只见上海博物馆有一件。但耿宝昌先生曾告知笔者,早年在北京见过另一件类似大龙缸,后来不知去向。前一段时间,有几位圈内朋友提供信息,有的提供了北京的一张老照片,图中有一大龙缸,前面有一孩童推着手推车路过;有的则补充告知,此图拍摄于琉璃厂古玩店前,不过听说器物已破碎了。这或许与耿先生说的是同一件器物。笔者把上博馆藏大龙缸与老照片进行了对照,两者确实具有同样的纹饰和风格,但从细节看,不是同一件器物。不过现在可以肯定,传世品中至少存在过两件完整的正统大龙缸。

  1995年,上海博物馆新馆陶瓷馆陈列展品基本到位,但偌大的明清部分感觉缺少一件大器压阵。笔者找遍所有库房,最后在馆外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这件传世唯一的青花大龙缸。经与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物对照,应属于正统时期烧造产品。器身的碎纹正是文献中“璺”的那种风格。看来,当时似乎确实没有烧成过无碎纹的青花大龙缸,不然传世品中应该有保存。这种器物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皇家在烧造不太成功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把质量稍好的大龙缸送入宫廷,此器来自皇家;二是直接从御器厂流出,因为此器来自于民间,系曾居住于天津的已故收藏家顾得威老先生捐赠。

  15世纪中期的出土物以前只见少量碎器发表,2012年11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填空补白——景德镇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官窑瓷器展”展出的残器较多,以青花为主,有刻花云龙纹盘(图版154)、海水纹高足碗(图版85)、八宝纹碗(图版134)、九龙纹碗、月牙耳瓶、花卉纹盘、白龙纹盘、海水纹盘(图版170)、海水纹大盘、海水纹碗、器座(图版42),还有青花斗彩鸳鸯莲池纹折腰碗和相同风格器物未及绘彩碗等。

  这些器物全部不书款,但从中可了解到正统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大致面貌。产品可看出具有宣德遗风,也有正统典型风格,如白龙盘完全沿袭前朝样式,斗彩鸳鸯莲池碗也显然与宣德同类器相似。景德镇曾出土有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盘,纹饰基本相同,画法基本上与宣德制品相近。当然,那些海水纹碗、盘、高足碗等满绘浓深钴料,留出少量白色作波浪衬饰,则是典型正统风格。

  可以认为,这批瓷器与文献的记载可能是一致的。九龙碗的出现可与正统六年“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相联系,虽未见到“金龙金凤白瓷罐”这样的制品,但青花九龙碗应可与之直接对应,这正是当时朝廷需要的产品。而且从传世品看,则有红地金彩龙纹的高足碗等器物,或可认为是这时期的产品。

  2014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的发掘,使15世纪中期官窑瓷器烧造面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面积达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的瓷器有白釉、青釉、红釉、釉里红、黄釉、绿釉、霁蓝釉、斗彩及其半成品、孔雀绿、蓝地白花、黄地绿彩、白地红彩、青花绿彩、青花矾红、黑釉、酱彩等釉彩品种,形制有大盘、小盘、大碗、小碗、小杯、金钟碗、高足杯、卧足杯、花盆、枕、大龙缸、绣墩、花觚、壮罐、大罐、梅瓶、长颈瓶、净瓶、梨形壶、僧帽壶、盖盒、山子、器坐、鸟食罐、香炉、棋盘、砚台、灯盏、匜等。根据类型学比较,其遗物似可分成两期,第一期与宣德相近,第二期则与成化相近。

  近些年笔者在景德镇陆续观看到部分出土的15世纪中期官窑瓷器残片,2018年来,上述列举的各种釉彩产品基本上均已得见。同年5月17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景德镇的代表性出土遗物悉数登场。8月31日,“填空补白Ⅱ:考古新发现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至此,15世纪中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面貌在世人面前得到了更多的展示。

  通过对景德镇出土遗存和遗物的考察和研究,笔者认为:许多年来沉寂及被世人感叹的所谓“空白期”认识应有所改变了,景德镇出土实物证明,尽管由于不书款,但风格接近于宣德的正统和风格接近于成化的天顺景德镇官窑烧造面貌已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景泰风格的产品似难以判定。从目前的认识情况看,如果把正统和天顺的产品大致分清理顺,已是达到研究目的了。当然,景泰时期的产品或许就夹杂在这中间,也或许不在这里。

  图1-1明龙泉窑青瓷绣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出土的部分器物,确实有一些是令人惊异的,最特别的是绣墩。以前我们见到的官窑青花和素三彩绣墩,多被定在明嘉靖、万历朝,体量也相对较小。但此次15世纪中期地层出土的不少绣墩,体量大,有青花和彩瓷两种,传世品中难以见到。这种绣墩的出现,可与浙江龙泉窑烧造的青瓷产品相联系。在天顺八年(1464)前,曾烧造过龙泉窑青瓷绣墩(图1),体量也较大,纹饰与其也颇为接近。可以认为,这是朝廷命令饶州和处州两地烧造的同类型产品,烧造时间也应该相近。尽管其狮球纹与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的青花绣墩有一定的区别,但还是可以看出当时景德镇、龙泉可能是差不多同时烧造宫廷用品。这样的产品烧成后直接运送皇家,或许是光禄寺为帝王宴飨宾客或群臣而备制之座具,也有部分可能是专门供内廷或后宫之用。此次烧造后会间隔多少时间再烧造,我们尚难了解,因为在成化、弘治等朝瓷器中均未见发现有这样的绣墩。

  图1-2明龙泉窑青瓷绣墩(上海博物馆藏,仇大雄先生捐赠)

  从2014年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的15世纪中期瓷器绣墩情况看,青花绣墩按墩面纹饰分类,可区分出三类四种,其中一类是狮球纹,一类是松竹梅纹(图版35),还有一类是方胜纹(图版34),绣墩整体大于明代中晚期以来所有绣墩形体,胎体厚重,外部釉下绘青花,墩内满施透明釉。由于绣墩器身镂空,不合格的产品很容易被打碎处理,致使出土碎片复原修复难度增加。现在,经过努力修复,已有拼接成型的器物首次展出,并能与广大观众见面。不过,彩瓷绣墩的复原更是难上加难。青花绣墩座面整体无镂空,能修复的座面较多,但青花五彩绣墩的情况就不同了,从出土遗物情况看,发现的青花五彩绣墩仅有狮球纹一种,由于出土的绝大多数是难以拼接的细小碎片,看起来根本无法复原。

  在可以明确为15世纪中期的瓷器中,确实有绣墩的形制,如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收藏的青花人物图梅瓶上,一仕女坐于绣墩上(图版235),其他类似瓷绣墩的器物和图像则难以找到。

  青花瓷枕,也是景德镇2014年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亮点。此次发掘的青花瓷枕,均作如意形同一形制,有十种纹饰,应为生活用器。以前,我们不清楚明代官窑还烧造瓷枕,虽曾有专家在传世品中见到过一件类似永宣官窑产品的明代青花瓷枕,但不清楚其来龙去脉。过去,大家只了解北方民间才广泛使用瓷枕,宋金时期和元代,磁州窑类型瓷枕遍地,很难想象明朝皇家后苑居然也可能使用过瓷枕,着实使人大开眼界。

  2014年出土物中,有一件青花博山炉(图版62),传世品中,尚未发现可认定为这时期的相似器物,但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宣德蓝釉假山形器座,底有青花双框直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款(图2),为宣德官窑真品。从此器形制推测,出土的青花博山炉应有下半部底座,可能就是此种器座风格。这种器物应属延续宣德形制而来。

  图2 明宣德蓝釉假山形器座及款识(上海博物馆藏)

  通过此次明代御器厂的出土物,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传世品应属于这三朝或者说是15世纪中期烧制的官窑瓷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5世纪中期官窑器是最多的,以前分别被定为明早期和中期的各个朝代内。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有青花海水瑞兽纹盘(图版21),青花海水龙纹盘,青花红彩海水龙纹金钟碗(图版26),青花红彩海水龙纹盘、碗,青花红彩朵云纹盘,斗彩莲池鸳鸯纹碗,还有青釉、青白釉暗花缠枝莲纹撇口碗(图3)等,都已在御器厂出土物中找到相应的器物。另外,那种红釉描金云龙纹碗、红釉描金云龙纹盘之类器物,是否与正统时期烧造的所谓“金龙金凤”产品相关,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图3 明青白釉暗花缠枝莲纹撇口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器物均不书款,有的已被确认为15世纪中期,因为在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正统至天顺地层中有类似发现,有的甚至在展览中与出土物并列陈放。

  最典型的是一种青花出戟尊,过去的认识是,明代官窑出戟尊从正德开始烧造,此次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出戟尊(图版61),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青花同类制品如出一辙,尤其是龙纹出戟尊,可以证明至晚在成化以前,这种产品就已出现,至少有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可能属这一时期烧造(图版2、3)。另外,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也藏有一件。把这几件形制相仿、纹饰也符合时代风格的器物与传世品中书有官款的嘉靖、万历青花出戟尊进行比较,确有明显区别。从纹饰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出戟尊虽分别为龙纹和牡丹纹,但形制和出戟安装风格一致。出戟尊内口沿均绘15世纪中期常见的蕉叶纹,嘉、万制品则多未绘青花图案。另外,从青花发色看,嘉、万制品时代风格明显,较易判断。这两件器物浓深的色泽,更符合15世纪中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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